[49]这种客观法的再主观化在我国法律中也存在。
[5]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务处分是对公职人员采取的外部纪律惩戒措施。《监察法》虽然没有对政务处分的启动程序做出详细规定，但《监察法》第45条规定，监察机关根据监督、调查结果依法作出政务处分。
二、政务处分的法律性质与特征 （一）政务处分是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的纪律惩戒措施 对政务处分的法律性质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务处分是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采取的外部法律制裁措施。本条没有列举的涉及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纪律规定的党内法规、党政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和政府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均属于监察机关适用政务处分的依据。实践中，监察机关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公办事业单位非管理类工作人员适用政务处分，显然不符合《监察法》和《暂行规定》对政务处分对象的确定，也不符合监察监督的法理。根据《监察法》和其它法律、法规的规定，政务处分的启动依据有：一是《监察法》程序条款。[22] （二）程序启动依据 政务处分的启动是指根据《监察法》或者其它法律法规，对违纪违法的公职人员启动政务处分程序。
而受到党纪处分的公职人员往往也要受到政务处分，以体现纪在法前的监督理念。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列入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编制的公务人员。宪法是正当性的表达，以宪法为依据意味着获得民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由于民法典本身的开放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使民法规范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变化。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通过宪法解释程序的法治化，使宪法解释有效运作起来，维护法律体系的安定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
[10][法]尼克拉斯·莫尔费斯：《民法的宪法化》，幡野弘树译，《新时代法政策学研究》第11卷(2011)。三、民法典编纂的内容要符合宪法精神 从此次民法典编纂的性质来看，编纂活动不能等同于民法典的制定，也不是简单的修改或者汇编，而是对现行分别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法律汇编不对法律进行修改，而法典编纂不仅要去除重复的规定，删繁就简，还要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现行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
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使所有立法符合宪法精神，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界所追求的秩序和稳定。立法者通过宪法思考问题，树立宪法思维是确保立法民主化的重要条件。如面对同性恋等问题，婚姻家庭法如何体现其价值立场？宪法上的家庭与婚姻概念如何保持其应有的开放性？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法律修改问题，有些还涉及传统婚姻观念的时代变迁与权利保护的价值判断问题。二、民法典编纂的宪法依据 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它是起引领作用的基本法律。
(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作者简介：韩大元，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通过宪法所确定的宪法秩序包含了治理国家的理念、制度与具体运行过程。如第1条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概念存在着不确定性，不宜限定为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
可以说，立法者的宪法思维既是宪法精神与思想的表达，也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认、肯定与维护，并赋予其最高的法律效力与权威。宪法思维是对宪法精神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国家核心价值观。
其核心内容是对于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以及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做出法律解释，明确公民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维护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是我国宪法体制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国宪法精神的要求。
宪法解释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4]民法学者们认为，民法的基础概念是人，而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维护首先要通过宪法。没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制度，未来的民法典将会失去保障机制，无法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宪法—民法关系，民法典编纂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9] 在内容上，民法典由总则编和各分编(合同法编、物权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组成。因而，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国家立法机关应履行遵守宪法义务，保持对宪法的忠诚，使每个民法典条文的制定与修改符合宪法精神。如《总则》中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相关的法律要注意宪法界限，不得在民法典中将基本权利加以消解。
但是，编纂后的民法典实施与普通法律的实施有所不同，它由不同的民事领域的分篇组成，规范内容庞大，体系复杂，层级多元。立法者对于宪法规范的认知与理解，通常建立在尊重宪法自身的权威与规范的效力的基础之上。
从这种意义上说，完善宪法解释程序对于科学地编纂民法典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法体系体现的宪法价值与宪法解释中的宪法价值判断是不同的，需要加以区分。
注释: [1]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现行宪法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与现实生活不一致的条文。
编纂民法典作为兼具政治决断与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础性工作之双重属性的重要任务，应当遵循法治原则，落实宪法精神。《婚姻家庭编》是民法典编纂中修改难度比较大的部分，因为这部分涉及大量的公私领域，宪法价值与民法价值之间的交叉情况比较多，既需要与宪法功能做出区别，也要体现宪法精神。[7][日]山本敬三：《宪法—民法关系论的展开及其意义》，《新时代法政策学研究》第5卷(2010)。公民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既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和《婚姻法》第22条的规定，还应当遵守《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即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一部法律要具有生命力，需要获得来自上位法的授权与价值。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使所有立法符合宪法精神，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界所追求的秩序和稳定。
宪法共识意味着一种社会成员公认的价值体系，不同的社会主体虽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具有基本价值共识，表现为公民对宪法的一种认同与信仰。因此，引入统一的宪法解释，以降低法律解释的难度，协调内部外在形式结构要件与内在价值体系要件、内在不同价值之间冲突是十分必要的。
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表述与民法自身功能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衔接性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学术界需要构建以宪法精神为基础的民法体系，明确民法典编纂的宪法依据，使民法典编纂的内容符合宪法精神，使民法典编纂的程序符合宪法精神，并形成民法典编纂与宪法解释的有效互动机制。
民法典编纂不同于一般的立法，也不同于一般的修法，它需要一种高于立法技术的价值引领，使民法的规定建立在文化、民意与民俗的基础之上。在立法程序的合宪性基础上，民法典编纂可能遇到的另一个程序问题是如何协调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关系，使民法典各编统一具有基本法律的地位。长期以来，在全国人大宪法地位问题上，我们过分强调常务委员会的立法功能，客观上削弱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有的功能，混淆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常设机关的界限。宪法对人民主权原则、法治国家以及权力分立原则的规定确立了价值观念的多元性，构成了多元社会的基本底线和共识，也是判断其他社会意识是否具有先进性的基本标准。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姓名中的姓，即姓氏，体现着血缘传承、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公民选取姓氏涉及公序良俗。特别是从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型的过程中，宪法的发展成为推进其转型的重要动力与背景。
但目前可能纳入分编的法律中有些是基本法律，有些是非基本法律，如《侵权责任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非基本法律。维护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是我国宪法体制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国宪法精神的要求。
(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宪法精神存在于宪法文本，约束着国家所有生活，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等领域，以及个人的生活领域。
